南京审计学院程乃胜教授认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原因复杂、多样。

另外，参考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和韩国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可以考虑在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设立独立的不受本级政府和部门控制的行政复议委员会。行政复议的定位应当是与其他行政活动或者行政行为有区别的，在性质上更接近司法活动，是准司法性的现实表现，制度架构以及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均应以这一定位为准绳。

同时，在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使得行政复议救济效果严重滞后，这一点在因拆迁等引发的行政争议中尤其明显。所以一部分同志，尤其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更偏向认为行政复议是完全的行政行为，可以按照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处理。{3}笔者认为，司法说和准司法说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准司法的准字无非是想标明这种司法是行政机关作为的。因而行政复议在与相对人打交道的环节上缺乏基本的程序规定。解决纠纷和层级监督不是两个相反方向，而是同线性的、同质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在完成解决纠纷任务的同时收到层级监督之效，两者是可以兼得的。

如果不服复议后的决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行政复议属于行政救济的范畴，与司法活动相类似，具有明显的司法化特征，与行政监督制度有着较大区别。众所周知，上述乐观气氛不久就被破坏了。

即便在1793年吉伦特宪法草案中，仅仅采纳的人权宣言第1条，人的自然的、市民的、政治的权利（les droits naturels, civils et politiques）列举的是自由、平等、安全、财产（propriété）、社会保障（garantie sociale）和反抗压迫。无论如何，security让人想起在安宁中确保该秩序安全的安全保障色彩。在现代德国的讨论中，前文引用的贝克的论述就是如此，他将重点置于识别安全（Sicherheit）的对象是人为的风险（Risiko）还是自然的危险（Gefahr）上）。因而，将作为人的权利的安全解释为安全是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的社会性概念（Die Sicherheit ist der h?chste soziale Begriff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整体上的社会（ganze Gesellschaft）是为保障其每一个成员的人身（Person）、各种权利及保存（Eigentum）其财产（Erhaltung）而存在的，是一个警察（Polizei）的概念。

——译者注[20]The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Common Security Issues, 1982.森治树监译、帕姆（Palme）委员会报告：《共通の安全保障》，日本放送协会1982年版。另参见村上《安全と安心の科学》，集英社新书2005年版。

如此看来，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志愿）联盟的传统国家安全保障体系无法抑制国际秩序的混乱因素，却可能在全球规模下得到控制、驾驭并有序化。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的说法，最初在众所周知的1941年《大西洋宪章》登场，免于法西斯主义恐怖的自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正义的战争目的，成为国联（United Nations）的标语。古関彰一：《いま安全保障観をどう再検討するか》，载《世界》第707号（2002年）、同《国家安全保障は平和を保障しない》，载于《論座》第97号（2003年）。更确切地说，能认识各种危险及其原因的是科学，即使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能有所预见并采取一定的对策、减轻不安和威胁的也是科学之力。

[28]对此，可参见拙文：《憲法と公共・公共性・公共圏》，载森英树编：《市民的公共圏形成の可能性》，日本评论社2003年版，第6页以下。和一般由于年纪大而求职困难、或无意求职的露宿者不同，很多网吧难民都是有心寻找工作，但只是做一些日薪工作的临时工。但是，国家要实现国民的安全，这是自近代国家以来的当然职责。为了涵盖这诸多问题，UNDP所提出的各个问题肯定都是极为重要的。

——译者注[23]参见勝俣誠编：《グローバル化と人間の安全保障》，日本経済評論社（2001年），第323页以下。市民自己行使，首先通过起义，然后日常地行使——它在结果上是民主主义的，进而成为市民自身获得的权利。

[2]关于这一点的文献很多，但最近的考察可参见松井芳郎：《国際法における武力規制の構造》，载《ジュリスト》第1343号（2007年）。关键在于，虽说是发生危机时的管理体制，为了不发生危机，就应周到地构想何为必要的吧。

或者说这些发展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克隆人、转基因食品等新的不安。以这一体系为基础构建应对武装攻击灾害之事态的法制，即有事法制，将政治、外交政策这种人为原因引起的武装攻击事态，与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等自然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无法控制的事态同质化，其基调就必须予以批判。然而根据这一安全体系，国民国家成员以外的、例如殖民地等的人，尽管同样是人，却被作为他者而被置之度外。[11]橘木俊诏等负责编辑的《リスク学入門（全五卷）》，特别是长谷部恭男编的《法律からみたリスク》，岩波书店2007年版。在这一脉络上，从以贫困为首的南北问题的因素中已经见到今后纷争的苗头，也可以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为核心来把握人的安全。——译者注[8]樋口陽一：《撤退してゆく国家と、押し出してくる国家》，载《憲法問題》第14号（2003年），第187页。

特别是近代，在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在近代，当时的原则是，国家将这种public security 标榜为自己全部的任务，社会内部的事务则委诸市民的自由、自律的活动来处理。

换言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迅捷和简易的生活，同时，医疗技术、药品开发的迅速发展也挽救了人的生命，让他们免于绝症和死亡的威胁。毋庸置疑，世界上常规性安全保障以外还有很多的问题产生，特别是国家安全保障无法涵盖的问题在急速扩大。

human security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4年的《人类开发报告》[22]（以下称UNDP报告）倡导的。这又导致了反常的气象，对环境破坏的威胁也是空前的吧。

君島東彦：《主権国家システムと安全保障論の現段階》，载《公法研究》第64号（2002年）。着眼于此间的复杂现象，1980年代以降，以前文引述的社会学者贝克的讨论为嚆矢，呼吁人们关注所谓风险（risk, Risiko）论。简言之，其矛盾在于，一方是连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的存续也陷入危机的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另一边却是（归根结底是以破坏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为目的）军费开支的国家财政神圣化突进。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的时代认识是，现在应是从国家安全这种狭义概念向人的安全这种概括性概念发展的时期，并不是说单纯的从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的范式转换，而是提倡包含国家安全的概括性的人的安全的转轨。

如果非要加以区分识别的话，可以将safety推认为与客观的现实危险相对的具体安全，将security推认为有组织地提供安全以备将来不安的安心体系。自2007年起，日本的传媒使用这个名词去取代露宿者。

另外，社会朝着低生育、老龄化在发展，而社会保障体系却在明显恶化，生活保护、生活扶助、退休金、医疗保险制度在明显倒退——管理运营这些制度的行政部门中完全人为地瓦解制度这样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也逐渐显现。若意识到它可能是该主权国家自觉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作为政策的全球化，也未必就会带来主权国家的黄昏。

所说的安全保障，是在市民通过自己设立的国家来获取安全（s?reté）时，安全就发生了变化。[22]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国連開発計画：《人間開発報告書一九九四》，国际协力出版会1994年版。

另外，1793年吉伦特派宪法草案的人权宣言第10条中，将这一安全定义为社会为了保全（conservation）各市民的人身（personne）、财产（bien）及其他权利而给予其保护（protection）。[6]转过头来看日本社会。[18]在上述近代宪法的理念中，包含着作为权利的安全（safety）与保障它并让每个人安心的安全（security），但两者在词义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在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主权国家的门槛逐渐降低，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于是就把国家的安全和安心视为国民或民族的安全和安心。正如某学者所准确指出的那样，近代国民国家的安全保障（security）体系在属性上是‘依存于国家的构造，往往变得国民对安全保障漠不关心，于是国民放手让国家去消除威胁，实现确保自身安全的目的，这一安心便是疏忽大意。

安全权利的主体是个人，国家安全的建构只有回归到作为人的权利的安全的原点上，才能形成合理的安全与安心的体制。景气即使在数据上有所恢复，但就业无保障却代之以扩大的无雇用恢复（jobless recovery），愈加深刻。

该行为是否违法、违反什么法，因行为而定。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为了保护2008年召开的日本洞爷湖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安全，自卫队参与警备，警察性质的警备因自卫队而变成了真正的军事应对，警察被编入其体系中。